域外华文

  1月6日晚,全国20余座城市又同时举办了“史铁生追思会”,其中在海口举办的追思会上,发起方提出倡议,在地坛公园建造史铁生雕像。(1月12日《新京报》)

  就在铁生走之前,去年12月初我们在北京见面,仅几个好友。期间,希米和铁生说起他不久前的一次病危和抢救,说起最近他身体的衰退。猜想每个人听着,都感到一个隐身来者在逼近、超乎寻常的不善。我这样的人,听了就会傻住、不会说话了。事后一直庆幸,我周围坐的一圈,才不愧是铁生夫妇的真朋友。他们和铁生、希米一起,自自然然、洒洒脱脱地议论和开着玩笑,仿佛看不出话题的艰涩,生死并不在话下。

  这就是理由,为什么我伸手能及的书架上,一直放着铁生的几本书;为什么他的《病隙碎笔》我会常常想着,不时抽出来,读上几段。读上几段,我就看到满心羞愧的自己,即使是最想抱怨的生活段落,站到铁生和希米面前,都不必开口。

  铁生写命运。我好奇过,他还能怎么写?他已经被命运逼到了悬崖边缘。都不是半只脚板悬空,而是半只轮椅在外,就这样,撑几十年。可是,他竟然有能力,以最清澈、干净、光明的语言,甚至幽默庄重并举,表述他对命运的思考过程。面对人构筑之宗教与神之境界,他细细衡量它们的差别,透着逻辑的缜密;面对命运掌控下、人生戏剧中那个极其微弱的个人、他唤出坚实信仰和希望的可能,靠的绝不是聪明。

  我明白那是一个历程。于铁生和希米,那是不断循环、跟随一生的历程。不是迷茫、思考、彻悟的三阶段;是一个领悟之后,又紧随更深的痛苦迷茫、被逼重新思索和再次领悟的无穷循环。那天看着他们笑谈,我知道自己其实配不上做他们的朋友;他们把我当作朋友,是好心拉我一把,给我递了一个向善的支点。

  最早读到铁生,是刊在一本印刷粗糙的年轻人自印刊物《今天》上,铁生写着三个残疾年轻人的青春渴望,给我的冲击至今难忘。铁生擅长发掘人性的弱点。虽然,生活舞台的局限不可能不给他的发掘设限,而他天生的文学天性天赋,还是使他的追问解析,提供了别人无可替代的特殊角度。

  首先面对自己,是史铁生能深入追问的基础。他写着小说,却坦诚告诉读者,凡笔下虚构人物行为心理,都是他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伺机而动”,他从不把自己排除在人性弱点之外。我有时想开玩笑:那是常识,要把自己当人。

  铁生洞悉人性弱点引发的人间悲喜剧,而他又属经历了十年文革和文学死亡期的那一代。这样的经历给了他更高的立足点和更清醒的观察:生活中固然永远在发生悲剧,而制度悲剧则是强加在生活悲剧上的另一层额外悲剧。生活悲剧和人性弱点有关,或许永远无可躲避,而我们必须先尝试卸下制度悲剧,因为这一层额外悲剧并非无法避免。

  因此,铁生始终敏感于制度对社会的非常凌驾可能带来的大面积灾害,他的视野远远超越自身困苦,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这个议题的深入探究。他深知,虽然制度灾害也和人性有关,是由一个个普通人在执行,而制度是根源。他因而深入探寻专制制度对人性可能产生的双重戕害:对人性恶的激励和放纵,对人性善的抑制和扼杀。

  他依然从一开始,就把自己,那个当时的少年,作为严格的解析对象。他思考“我”和“我们”、“你们”、“他们”的关系,指出集体主义理论和寻求群体认同的本能,对一个个体,尤其对一个青少年,很可能成为卸除独立思考的陷阱。我一直记得铁生最后说的那些话:看到中国问题的根本,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只需要诚实。而所谓诚实,就是回到原点,回到常识的原点。

  事先知道1月4日的聚会,我却没有去,我在地球另一端。我看了那天的照片,特别喜欢铁生、希米笑着相对而坐的那一张。那一天,不知怎么,我更多想到的是希米,想着就给她写了张简短问候的小卡片,也不知怎么,写的时候就是没法提到铁生。没关系,我们都知道的,他就在那里,永远在那里。

  对史铁生雕像“落户”地坛这个倡议,作家张炜说,“任何事情都有开始,一位作家的雕像放在名胜古迹地点也并不出格。”他说自己在欧洲走过很多国家,一些名气并不很大的作家也有雕像放在公园里供人怀念,这体现了商业社会对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尊重。这也算是回到常识原点的一种形式吧。

  林达(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