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晚，2018年诺贝尔奖的压轴大奖—经济学奖揭晓。

　　今年的获奖者是两位美国学者，分别是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诺德豪斯和罗默均设计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础、最紧迫的问题，探究如何创造长期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颁奖词中写道。

　　纵观历届获奖的经济学理论，看上去高冷难懂，实则很接地气，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例如，2002年获奖的 “锚定效应”，指当人们做出判断时，会受到第一印象的支配，所以菜单上的照片会影响点单几率;2012年获奖的是大名鼎鼎的“博弈论”，匹配算法甚至可以用于男女相亲。

　　而今年的经济学奖，也不例外。两位获奖者研究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也在碳排放税、创新经济发展等领域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

　　经济学届的“小李子”罗默：

　　首提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

　　保罗·罗默可以说是经济学届的“小李子”，诺奖的另一个村上春树。

　　作为多年以来的热门候选者，在今年获奖前，可以说每每与大奖“擦肩而过”。甚至在2016年，当时罗默所在的纽约大学官网在奖项揭晓前，就刊登了其获奖消息，搞了个“大乌龙”。

　　当然，多次“陪跑”和本次获奖也代表了罗默的实力。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在宏观经济模型中，提出了“内生增长”概念，也就是说，创新可以实现经济长期的增长。

　　此前，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例如，资本或劳动力投入越多，边际产出越低。所以，只能经济发展到最后阶段，实现的是人均产出的均衡，而无法维持经济持续增长。

　　如何持续推动经济增长?这是罗默从1980年开始研究的全新领域，整理成博士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发布在顶级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上。

　　论文中提到，如果有某个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而这种要素就是知识。

　　知识特殊在于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说，相同一本书，我看了之后，其他人也能看，都能够获得和使用这本书里的知识。而当知识用于生产时，持续的增长就成为可能。

　　

保罗·罗默

　　而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中，他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鼓励知识生产。所以，想要推动经济发展，需要用补贴、专利等行为刺激创新;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让公司产生新想法和创新的意愿。

　　接下来关于内生增长的几篇博士论文，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曾对媒体表示，保罗·罗默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代的经济学家，包括他自己，都有很深的影响。尽管今天在全球经济界，人力资本、创新创意、制度设计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但在二十多年前，罗默就强调这些要素的作用，并首次加以数理模型的证明，是具有颠覆性的。

　　可以说，现今世界范围内的创新产业的发展和知识产权的保护，验证了罗默的观点。

　　除了“内生增长”，罗默还有一个迟迟未能实现的实验，建立“宪章城市”，说服一些发展中国家拿出一些地区交给发达国家进行托管。

　　据他本人在TED演讲中所言，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来自香港。他发现，香港由于复制了英国的一整套法规和经济制度，在很长时期内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如果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发展中国家直接接受发达国家的制度不就可以了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想法，罗默开始游说一些发展中国家来开展这个乌托邦式的实验。虽然，一些国家曾对这一想法表达过兴趣，但是这个设想至今为止并没有变成现实。

　　未能搞定“宪章城市”后，2016年9月18日，罗默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但罗默似乎有些“水土不服”，有消息称，罗默在世行期间，要求员工在报告或邮件中不能过多使用“和”(and)字，用语要简洁，因而遭到了世行员工的集体抵制。不过罗默2018年1月辞去了该职。

　　有人评价，罗默的职业生涯可谓“出道即巅峰”。

　　“搞环保”威廉·诺德豪斯：推动碳排放税

　　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搞环保”，也“讲政治”。

　　诺德豪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重点是如何通过经济干预政策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他可谓是“开山祖师”。

　　1982年开始，他开始对CO2的特性、减排的国际合作、政策手段、不确定性等相关问题，进行逐步论述。此前，经济学届极少有人研究气候变化问题。

　　他的研究重点是建立模型、量化气候变化，他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

　　在他看来，要想放缓温室效应，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的全球碳税计划。他甚至估计出了四种气候政策下，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80、90年代，他的研究颇为“冷门”，直到2006年，“斯特恩报告”引起世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而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频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继续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诺德豪斯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

　　此后，他的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政策干预领域，其中就包括众所周知的碳排放税。

　　随后，他开始对自己的模型不断完善。RICE的2010版本新增了海平面上升的模块，并对哥本哈根协议的结果进行了预测，模型发现，即使各国完全按照各自所承诺的方式推动碳减排，也不足以达到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控制在2℃以内的既定目标。

　　“诺德豪斯将气候变化融入宏观增长理论，构建了气候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框架，获奖也是实至名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郑世林如此评价诺德豪斯。

　　

威廉·诺德豪斯

　　同时，他还提出要关注环境污染，对现有GDP指标进行改善。

　　他认为GDP没有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国家在片面追求GDP增长时，可能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恶化。

　　因此，在1972年,托宾和诺德豪斯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将环境污染列入评价体系。具体操作是，国家制定出每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并将这些经费从GDP中扣除。

　　两人用净经济福利指标重新核算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发现用这种指标核算的经济增长率和用GDP进行衡量的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差异。例如，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此后，一系列新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被陆续提出。例如，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1989年卢佩托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1990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

　　这些指标，从本质上延续了托宾、诺德豪斯二人的思路，也推动了 “绿色GDP”概念。

　　本文为寻找中国创客(ID:xjbmaker)原创

　　记者 / 张姝欣

　　编辑 / 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