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之中逐步复苏。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复苏的中国经济中哪些数据让人忧虑？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对话了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
在滕泰看来，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主要得益于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增长的超预期表现。但上半年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恢复缓慢，服务业和消费恢复不及预期。“预计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增速将保持较高增长。消费增速、服务业、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会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短板。”
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近60%，投资贡献占31%。在滕泰看来， 在中国经济多年来已经逐渐转型升级到以内需、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之后，疫情冲击之下重新回到靠房地产、基建和出口拉动的旧模式。“逆周期调控的决策惯性下，导致了当下经济增长结构的失衡。”滕泰说，稳投资成财政决策的惯性首选，但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从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看，若再不大幅调低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偏好还会增加，下半年消费将继续成为增长短板，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还会进一步加重。
那么，如何提振消费？滕泰给出了多个建议。其中，建议把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调查失业率等排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最优先的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
“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有望继续保持高增长”
新京报：如何看待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
滕泰：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主要得益于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增长的超预期表现。预计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有望继续保持高增长，不排除单月同比两位数速度增长的可能。中国出口增速下半年也将保持较高增长。
5月、6月固定资产投资已连续两个月正增长。其中，房地产投资复苏力度较强。受益于二季度房企开工快速回补、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信贷政策宽松等方面的影响，不仅6月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高达8.95%，而且房企拿地意愿较强。预计下半年房地产投资会持续升温，部分月份或重现两位数的增长。
上半年， 4月、5月、6月基础设施投资连续三个月投资增速正增长。随着7月第三批1.26万亿地方专项债下达，以及政府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等政策的加快推进，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还会进一步提高。从出口增长情况看， 4月、5月、6月出口已连续三个月正增长，预计下半年海外供给缺口依然存在，中国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下半年消费、民间投资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板”
新京报：上半年哪些经济数据的表现让你忧虑？
滕泰：上半年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恢复缓慢，服务业和消费恢复不及预期。预计消费增速、服务业、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会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短板。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11.7%，民企投资同比下降7.3%，反映了民营企业、制造业对未来经济情景的预期不乐观。消费的恢复也不及预期——二季度金银珠宝、石油制品、汽车、家具等大部分可选消费品都是严重负增长，餐饮、酒店、影视娱乐等服务业消费恢复更慢。
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近60%，投资贡献只有31%。决策层一再强调不能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但是实际上今年总额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大部分还是用来投资，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或达到近10万亿左右。2020年上半年，虽然没有公布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但是可以想象，对二季度正增长做出主要贡献的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出口也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消费、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贡献大幅降低。
失衡的经济增长结构虽然有助于下半年经济增速的恢复，却严重缺乏可持续性。因此，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滞后于制造业等短期不平衡情况。
“稳投资成财政决策的惯性首选 但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新京报：目前这种经济增长失衡的原因在哪里？
滕泰：在中国经济多年来已经逐渐转型升级到以内需、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之后，为什么疫情冲击就重新回到靠房地产、基建和出口拉动的旧模式？这既需要从逆周期调控的决策惯性进行反思，也需要从部门到地方、从行政力量到市场影响的特定传导模式进行分析。
从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看，稳投资惯性成为首选。比如：面对疫情冲击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把资金发给消费者并不能带来持续的正向影响，要么“打水漂”，要么一次性消费完了是“无水之源、无木之根”，而且其影响和效应不好考核，只有形成投资项目才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即形成短期需求，又形成长期供给。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大部分逆向调节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都是围绕投资展开的。
如果继续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会进一步加重增长结构的失衡——事实上，只有靠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资金进入居民手中、形成最终消费绝对不是“打水漂”而是“乘数效应”的开始，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再不大幅调低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偏好还会增加 消费将继续成增长短板”
新京报：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是否也对经济增长的失衡产生了影响？
滕泰：从货币政策稳消费的决策机制看，为什么欧美都连续大幅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来稳消费、稳投资，而唯独中国却在降息问题上独树一帜？主要是在利率影响机制等关键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长期受一些决策认识误区的影响。
首先，只有在类似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的富裕社会，居民的存款利息才重要，对于6亿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因为没有多少存款，所以也没多少存款收入，下调存款利率不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冲击下的消费低迷时期，借口“考虑存款者的感受”“保护居民存款收入”而变相鼓励储蓄，就是间接打击消费，是不合时宜的。
其次，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部分行业平距离利润率为负值，此时贷款利率若不能及时大幅下调，对于一亿两千万市场主体是不公平，也是不堪承受的。
第三，是否利率过低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和资金流向不该流向的领域，还是要深刻认识长期以来中国货币流向扭曲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信贷资金流向实际上一直是受到体制性原因影响，遵循“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规律、硬资产抵押偏好的规律和隐形担保规律，不可避免地优先流向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国有企业。所谓套利，除了利用上述体制缺陷套利，市场套利从来都不是因为利率低、钱多，恰恰相反，所有的套利都是因为资金短缺、利率过高才引发的，越是投机性资金越敢于承担高利率，而真正不堪高利率重负的是疫情冲击下运营艰难的实体经济。
从降低企业成本角度分析，以截至6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165万亿元计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信贷利率，可减少企业成本1.65万亿——大幅降息对刺激消费、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远远大于任何财政政策；从稳消费角度分析，在消费低迷的同时，中国的居民储蓄连续几个月上升。2020年上半年住户存款总额高达90.47万亿，半年时间增加高达8.3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的5.28万亿元——若再不大幅调低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偏好还会增加，下半年消费将继续成为增长短板，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还会进一步加重。
“把居民收入增长、调查失业率等排在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最优先位置”
新京报：如何提振消费，从而解决上述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问题？
滕泰：传导机制上看，促进消费复苏可以从多方面入手。考虑到消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应该把各地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中那些多年来排在前面GDP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地方财政收入指标等于投资相关的传统指标向后排并调低权重，把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调查失业率等与消费相关的指标排在最优先的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
考虑到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不应该简单否定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做法，中国股市的慢牛、长牛，也能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因而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值得警惕的是快速上涨的疯牛不但无助于消费增长，而且一旦崩盘会产生“负财富效应”打击消费，因此维护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不同类型的消费传导机制来看，要区分老消费和新消费的不同消费弹性。由于老消费的需求弹性较低，恢复老消费不需要大比例的产品消费补贴；而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乘数效应”大，应安排较大比例的消费补贴予以支持。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