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于4月上旬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在推迟了约一个月后终于揭开面纱：我国总人口达到141178万人（不包括港澳台）。10年来，我国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
尽管总人口继续保持增长，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进一步下跌已经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与2010年相比，十年间我国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上一个十年（2000年-2010年）0.57%的年平均增长率相比，下降了0.04个百分点，与1990年-2000年间1.07%的年平均增速相比，下降达0.54个百分点。
人口增长放缓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会影响很大，也影响着政策的调整与转向，且事关每个人。
“七人普”结果出炉后，我们采访了三位长期关注中国人口发展，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有深刻洞悉的专家：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央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9位发言专家之一陆铭，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请他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解读人口普查数据，复盘中国人口发展大局。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 受访者供图
谈老龄化、人口红利与全球竞争
姚景源：人口数量红利在消失，但人口质量红利在上升
随着近些年中国出生人口减少，有关中国是否还有人口红利的争论不休。“七人普”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5月11日明确表示，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但要看到，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同时，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在姚景源看来，现在是时候重新理解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是在消失，但是人口质量红利在上升。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909万，创下新高，在读博士生达到25万。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受教育群体在增长，这就是人口质量红利。
从发展阶段来看，在经济高增长的阶段我们利用人口数量红利实现了发展，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人口质量红利，这与我们的新发展阶段是吻合的，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需求是匹配的。
姚景源主张“机器换人”，认为这是利用人口质量红利一个很好的方式。让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发挥创新思维推动技术进步，用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一旦得到大幅提高，我们就成功规避了人口数量红利减少这个问题。
除了劳动年龄人口，姚景源认为，老龄人口也是释放红利的重要群体，我们不要把老龄化单纯当做一个包袱，如果处理得好，老龄化会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支撑领域。
现在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与过去不一样，六七十岁都还非常健康。面对这么庞大的老年人口，我们不仅要为他们提供赡养，还要考虑如何调动这部分群体。所谓“银发经济”就是挖掘老年人的消费潜力。
但在这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主要是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他以日本作比，老年人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上，我们与日本还有很大差距。
姚景源主张延迟退休，认为这是应对老龄化的有效办法。
“七人普”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但从结构上看，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姚景源认为要充分调动这部分低龄老年人，社会应该研究为这些人提供再就业的机会。特别是一些重点人群，比如，专家、医生、教师、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作为支撑。他们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年轻人不具备的经验积累。
从国际环境来看，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少也使得中国必须去思考如何巩固制造业大国地位。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反映到经济上会带来劳动力成本上涨，直接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涨，这会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对一些产能过剩的领域来说，一方面销售价格上不去，另一方面成本价格在上涨，企业经营十分困难。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小微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这和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有直接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东南亚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
对已经出现的供给替代现象，姚景源并不悲观。在他看来，新兴国家劳动力成本虽然低，但是它的产业链供应链是不健全的。企业在当地设厂，如果机械设备坏了，当地是不是能修理？需要一个零部件，当地是不是能提供？这些需求还是需要回到国内来满足。
中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六稳”“六保”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供应链产业链。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就是要把国内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搞好，让整个经济能够畅通起来。这样一些问题才能扎扎实实地解决。
姚景源认为，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内需潜力，这是不可比拟的。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央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9位发言专家之一陆铭。 受访者供图
谈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
陆铭：人口高度集中在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是世界普遍规律
“七人普”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
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吸引最多人口，东北地区则流失严重。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人口高度集中在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结果在陆铭看来是预料之中。
陆铭长期专注区域发展研究，在疫情后中央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作为9位发言专家之一，就具体分析过我国当前人口流动趋势与区域发展面临的挑战。
从农村和城市来看，农村地区持续向城市地区产生人口流动，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在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越大规模的城市人口流入的数量越多，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人口呈现出流出情况。这其中也存在一些个别情况，比如极个别的超大城市，由于实施了非常严格的人口流入控制政策，有的地方人口不增长，有的地方人口负增长。
从大的地区角度来看，人口流动整体呈现出北方向南方流动，中西部总体向沿海地区流动。
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内部看，人口流动方向主要是在向一些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集中，主要是由于这些地方比较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人口流动与变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考验，陆铭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在观念上，我们对平衡发展的理解仍然没有逃出“追求各地经济总量平衡”的迷思，没有顺利转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陆铭认为，如果一个地方在整个国家中所占的GDP份额和它所占的人口份额是基本一致的，那么从人均GDP的角度看，基本大致相当。
在制度上，由于各地追求把自己的GDP总量做大，各自为政，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和重复建设，但是地区间的分工和协调却相对不足，市场的一体化相对不足。
另一方面，资源配置的机制仍不畅通。比如土地制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地区的平衡配置，结果就导致人口流出地配置了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房子建好了，人却走了，造成部分“空城”现象。
户籍制度也仍然在限制人口的跨地区流动，一些公共服务和带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福利，仍然存在按照户籍人口来配置的问题。尽管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但是人口流入数量较大的城市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差距。
陆铭认为，破解上述问题关键是要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一方面，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户籍制度转变为常住人口登记制度。同时，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特别是医疗、教育、公租房、廉租房等，要逐渐适应常住人口的需要。尽快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另一方面，土地制度也要进行改革，中央层面已经提出建设用地的配置要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特别针对特大和超大城市提出增加住房供应，土地供应要向租赁市场去倾斜，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这些政策都是让土地和住房的供应能够适应人口流动的趋势。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 受访者供图
谈生育率与女性生育保障
梁建章：鼓励生育政府要发挥主要作用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规模仍然不小，但从生育率来看，已经出现连续下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
分析原因，宁吉喆认为，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是主要原因。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住院分娩的担忧。生育时间推迟、生育养育成本提高，也都导致了出生人口规模收紧。
宁吉喆表示，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梁建章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带动富裕，生活方式就会发生转变，生育意愿随之下降，这是所有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规律。
具体到中国，导致年轻人不愿生孩子的有两个最关键因素，即生活成本过高，特别是房价过高，以及教育成本的上升。中国的房价相对收入是最高的，抚养小孩的教育投入相对收入也是最高的。
在梁建章看来，中国的生育率如果有一天成为全球最低也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实际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下降不是最近一些年才出现的。早在十年前《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梁建章就指出，中国不是人太多了，而是未来孩子太少了。
根据他的研究，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下降。受到独生子女政策严格执行的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也成为中国人口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与此同时，城市化现代化迅速发展，导致生育意愿降低。
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5左右，这与官方1.8的生育率数据存在偏差。其研究显示，到2007年、2008年中国人口发展已经出现重要转折性变化，也与官方认为的2010年有一些差距。
梁建章解释，存在这样的偏差主要是由于2007年、2008年的新生儿，其父母主要为80后，而80后正是婴儿潮的一代人，育龄妇女数量较多导致生育意愿降低体现得并不明显，公众似乎也没有太多感知。
官方也关注到了生育养育成本的问题，并提出具体改革方向。宁吉喆表示，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宁吉喆介绍，目前我国育龄妇女有3亿多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每年能够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在支持措施方面，梁建章有一些个人观点。他认为，鼓励生育，实际上是鼓励政府去支持生育。也就是说，政府要发挥主要作用。
在降低教育成本方面，梁建章认为要从改革高考制度入手。他认为，应该设立大学生能力考试，而不是进大学前的能力考试。具体措施包括，比如考试的科目相对多元化，可以根据实际的职位（记者、软件工程师考试内容不同）设置不同科目的考试。
这样改革的核心是取代原来的高考。原来的高考不需要了，名牌大学不需要办本科，只需要集中精力办好研究生院。
同时，不需要高考就可以缩短复习高考所需要的两年时间，基础教育缩短两年，顺延大学生毕业年龄可以提前到20岁，这对普及高中教育和普及本科教育都是有帮助的。
梁建章坦言，这是尺度非常大的建议，但是没办法，教育制度的改革必须要动高考。我们现在的很多效率提升都被现在的高考制度内卷了，家长和学生都非常累，年轻人更加不敢生。
如果要解决教育负担，不使其成为低生育率的头号病因，必须要改革现在的高考制度。
此外，他认为鼓励生育还有一些更加直接的方式，比如通过减税或者发放现金的形式，给予育龄妇女生育奖励。他预计，补助的规模至少要到GDP的3%-4%，5%-10%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一些选择不结婚的女性，不能因此就限制了她们的生育意愿，要为她们生育孩子扫除障碍。梁建章支持使用技术来辅助生育，通过政策消除对单亲家庭的歧视，使得这些女性可以自主安排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
针对“妈妈”遭遇的职业天花板，梁建章认为，除了要建立更加包容、友好的职场环境外，还是要通过现金、减税等形式直接对“妈妈”或者其所服务的企业给予奖励，扫除企业在用人方面的顾虑。总体来说，还是要国家把抚养小孩的成本承担起来。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编辑 陈莉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