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一方面，成为新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各地的数字经济，尤其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上争先恐后，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另外新老经济形态交替也使得一些产业正在经历调整升级的阵痛。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生态竞争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易靖韬教授 受访者供图
1月13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到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生态竞争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易靖韬教授。作为数字生态竞争优势（ESA）理论的倡导者，易靖韬教授认为竞争主体将从企业走向生态、未来的竞争形态更多表现为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而生态的优势是单个企业所无法具备的，这将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颠覆性的冲击，也将改变从现在到未来的企业竞争格局。
易靖韬表示，随着数字经济从C端到B端的深入发展，线上线下、新老业态已经从零和博弈走向融合发展和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地域性质的重复建设需要引起警惕。
数字经济从消费互联网的C端进入工业互联网的B端
新京报贝壳财经：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居于什么阶段，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易靖韬教授：数字经济这些年成长性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国家整个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从过去的农业经济时代到工业经济时代，过渡到信息经济时代，再到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经济实际上是数据驱动型的经济形态，这是当前经济形态的本质性特征。从规模来看，2020年的数字经济总规模应该占GDP的 38%左右，2019年这个数据可能是36%左右，同比增长大约两个百分点。从增速来看它基本上是GDP的增速的3倍多。从结构来看，三大产业的数字化渗透率发展不平衡，在农业方面，数字化渗透率在9%左右，工业方面数字化渗透率在21%左右，服务业方面数字化渗透率在41%左右。
所以从数字经济发展分布的不平衡性来看，它其实也反映了一个特点，那就是数字经济红利最早是在服务行业释放较为充分的，对服务业的渗透率达到41%左右。服务业企业很多具有To C特征，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使得服务业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较快。
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工业和农业的数字渗透率很低，也意味着未来这两个部门存在巨大的商机。因此，如果把数字经济分成几个发展阶段来看，早期的阶段主要是服务业这块，也就是消费互联网，到现在进入工业这一块，即工业互联网，这相当于第二个发展阶段。工业企业很多具有To B特征，确实有快速发展的瓶颈，包括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发展相对缓慢、商业数据具有一定机密性等因素都一定程度阻碍了工业部门的数字化渗透。但是，工业互联网是数字经济未来发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此外，由于农业的数字渗透率还很低，因而农业部门具有很大的数字经济红利释放空间，比如农业播种、土壤治理、农产品溯源、城乡间仓储物流等方面。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数据驱动
新京报贝壳财经：数字经济有别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它有什么特征？
易靖韬教授：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技术进步多带来的变化，本质上是技术驱动所导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的根本改变。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那么工业经济主要就是增加一些新的要素，技术的大量应用，资本的大规模聚集，在工业经济后期还有一个生产要素，叫做企业家才能。
所以，在工业经济时代至少增加了两个核心的生产要素，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发生了本质改变。如果谈到数字经济时代，那更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革命性质的、全新的生产要素。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过程中最本质的革命是能源革命——早期是蒸汽、电气、石油，到现在可能更多的就是数据，这就是经济驱动力的一个核心的变革，也叫新的“能源革命”。所以说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石油”。数据代表着知识和信息，隐含对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运行规律的本质理解。
数字经济线上线下从零和博弈走向融合共生
新京报贝壳财经：数字经济在发展初期，一方面起到了“互联网+”的作用，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传统经济，比如电商对实体店的冲击，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新旧能否和谐共存？
易靖韬教授：互联网的这个“+”，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属于互联网经济时代，我们叫数字经济1.0，移动互联网时代是数字经济的2.0。
数字经济1.0时代很多商业形态都是聚焦在线上，对线下的渗透率不是很高。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线上对线下的冲击，好像很多业务都变成线上了，不需要有实体店，线下业务受到很大影响。
但数字经济发展到2.0以后，我们发现线上线下开始了融合，很多线上业务必须通过线下化来实现情景体验，线上和线下需要联动。比如盒马生鲜、京东便利，它就是一种新的实体店的存在，过去线上商业模式开始进入线下场景化。所以现在线下场景化就意味着实体经济不仅不受影响，而且还会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未来的发展实际上是会促进实体经济的一个升级和迭代，经济总体水平会达到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因为过去的发展是比较粗放式的，数据的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现在由于数据的驱动，经济体会达到一个更高效的供需匹配，毫无疑问提升了消费体验。所以早期阶段线上对线下的实体部门的冲击可能带有一定的零和博弈性质，当发展到第二阶段，就有一个增量效应，线上线下的市场蛋糕会有一定的增量。第三个阶段就是融合共生下高质量发展的3.0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在做量，还在做效益、做品质。
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就是新的经济力量去取代旧的经济力量的过程，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福利。我们知道过去的很多商业形态都不存在了，甚至有百年老店倒闭了，近20年世界500强的企业有很多都被淘汰了，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过程，优胜劣汰的过程。
数字经济区域撕裂需被重视
新京报贝壳财经：数字经济在发展中，各地出现了低效发展的情况，比如出现了很多没有实际功能的App重复建设，各地的大数据中心竞相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怎么应对？
易靖韬教授：数字经济有巨大的红利，驱动数字经济主要靠政策。各省市都往这方面发力，因为潜在的政策红利。这其实是地方经济的博弈，是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的博弈。一直以来我们都能观察这种现象，什么项目好，各个地方都要抢着上，这是信息不对称时代的产物。现在是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对称的时代，数字经济领域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因此，每个地方要因地制宜地布局，而且全国是一盘棋。数字经济是什么？它是互联互通，早已突破物理空间的局限性。数字经济应该引导着资源在全国进行因地制宜的优化配置。就是哪些地方适合发展什么，需要有一定的分工，全国应该是一盘棋，而不是形成区域间的人为割裂，形成重复布局。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白华兵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