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一直有着“环保斗士”的称号。
20世纪90年代的媒体从业经历让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2006年马军创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20多年来,已经成为生态环境部特邀观察员的他与伙伴们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分析环境信息,每天他都会坚持在社交平台上公布当天的空气情况、雾霾区域等。
马军认为,大气污染治理需要社会广泛参与,环保方面的监测数据大规模地公开,体现了中国向污染宣战的政治决心。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和创始人马军 图/受访者供图
政府部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环境治理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是因为什么契机开始进入环保行业?为什么决定成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马军: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体从业经历让我有机会到全国主要流域,开始关注到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受损等环境问题。1999年,我结合多年采访调研,写成《中国水危机》一书。在探寻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大规模环境污染背后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想要真正解决它,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作为公众深度参与的前提,信息公开就成为推进环境保护的一个关键因素。
2004年,互联网在中国快速普及,于是我判断,可以通过IT技术,更加高效地推动公众知情和参与。2006年,我创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第一个项目就是开发建立水污染地图公益数据库,里面收入了政府部门所发布的水质信息、排放量信息,还收集了污染源超标违规记录,结合地图呈现,希望便于公众理解。这也是现在“蔚蓝地图”的前身。之后,我们的环境数据逐渐扩展到空气、固废、危废、海洋、垃圾、塑料,近年还扩展到低碳、生态等更多领域,形成了蔚蓝地图环境数据平台。
新京报贝壳财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已成立16年,公众和企业对公共环境的关注和投入有什么变化?
马军:公众对环保的参与度提高了,企业最重视了,我们收集数据也比之前更容易。过去十年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治理,在政府主导下,企业也逐渐开始更多地发挥出主体作用,公众也有更多、更广泛的参与。我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当时的中国正在面对着极为严峻的环境形势,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海洋污染以及生态退化、森林草原退化等,也包括了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
从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来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里也有若干标志性的事件。比如,2011年左右,雾霾在多个地区频频发生,广大市民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声,表达对呼吸健康空气的渴望。中央回应民众的呼声,修订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监测和发布PM2.5和臭氧等重要污染物。有了强大的民意支撑,2013年我国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纳入了许多此前难以想象的强有力措施,在之后又发布了“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并开启蓝天保卫战。
新京报贝壳财经:近几年,我国的空气质量有何变化?
马军:十年来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PM2.5平均浓度从2015年的46微克降到2021年的33微克,历史性达到世卫组织第一阶段过渡值。空气质量改善不仅反映在数据上,在我们和中国环境记协举办的“指尖上的环保”公益活动中,公众随手拍从反映雾霾和污染问题,到现在越来越多看到蓝天回归。目前共收集150万张带有空气质量水印的照片,从民众视角充分反映出,在我国许多城市和乡镇,蓝天正在一步步从奢望变成常态,公众的蓝天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幅提升。
开展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采用市场化手段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新京报贝壳财经:未来十年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蓝天的主动权?
马军:未来十年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北京的空气质量以及周边的空气质量,改善幅度非常大,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89.5微克降至2021年的33微克,今年到目前的累计均值不到30微克,周边有的城市的年均值更是直降上百微克,这对公众健康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都有巨大作用。
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重点地区重污染天气还没有完全消除,一些不利的气象条件下,依然会出现雾霾这种空气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地区,臭氧的问题有所加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去努力解决的。
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借鉴前期十年大气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以充分监测和发布作为基础,完善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提升预警应急和健康提示能力。同时,从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两个维度确定并披露污染源。
后期,我们还要和双碳行动结合起来,减污降碳要协同增效。借助双碳行动的结构调整,为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低碳的转型提供的强大的动力,推减部分降碳,然后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高质量的碳达峰,同时实现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
通过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调动市场力量,推动产业、能源、交通、民用等领域的结构调整,经过测算,中国的绝大多数的城市都能够实现达成10微克以下的PM2.5,这样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就能够推动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一些发达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如何去坚持应对气候变化?
马军:我国的大气污染有一个快速改进的过程,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大气污染是在加重,像印度,空气污染是非常严重;全球气候形势也非常严峻,极端天气频发,包过极端高温、极端低温、极端干旱、极端降水等几类,这也会使得很多地区空气污染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正通过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双碳进程。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全球很多经济体的重心也在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稳定、经济增长这样的一个方向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对近期目标进行了调整,这些额外增加的排放会对巴黎协定所设定的控制全球的温升在2摄氏度以内、争取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我们收集的数据中可以看到,2021年全球碳排放出现了历史最大反弹,今年整体趋势依然不容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更需要推动企业来发挥出它的主体作用。作为世界工厂,我国碳排放总量里有68%和企业的生产活动相关联。我们正在通过蔚蓝双碳地图的构建,协助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手段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从巴黎到格拉斯哥,越来越多的企业做出了零碳的承诺,但是否落实,需要加强监督。同时,我们也需要推动公众去广泛地参与治理大气污染、水污染,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支持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加强监管,提高气候治理力度。
同题问答:
过去十年你所观察行业最大的变化?
马军: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信息公开是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部分。在大方针的引导下,这些年,中国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进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做水资源、水环境相关工作的调研时,最大的感受不是污染退化严重,更主要的是获取相关信息非常困难。我做完调研后只能到国家图书馆翻阅相关的专业期刊杂志,在一些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
2006年,我们建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第一年,我们只能收集到2000条环境违规的记录,但如今已经累计达到260万条,还有大量的监测数据都在实时公开状态,包括环境监测的数据、污染源监测的数据,我们可以实时收集到这些数据,每天也在300万条以上。最初,我们的数据是完全来自于政府部门,现在,多个部门开始推动企业自行披露,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未来更大规模的公众参与。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赵方园
编辑 曲筱艺 宋钰婷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