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雅斌：通过市场引导，实现“要我减碳”到“我要减碳”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北京）主任武雅斌。

12月20日，新京报零碳研究院2022绿色发展峰会在京召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北京）主任武雅斌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与绿色双转型 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主旨演讲。

他表示，近几年，全球经历了历史罕见的气候变化，更凸显绿色转型的必要性。绿色转型有几个关键词，包括国际合作、数字化转型、全价值链和全生命周期、市场工具和行业领军企业。

其中，谈到国际合作时，武雅斌表示，发达国家大多已实现碳达峰，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们积累的经验教训及技术成果，不过目前中国面临的情况也没有先例，需要提出减碳的“中国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蹚出一条新路。具体而言，需要平衡经济增长和能源减排的关系，更需鼓励和扶持零碳和减碳技术。此外，中国要出台相应的支持措施，比如设置过渡期，减少能源转换和减排对产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

谈到以市场力量推动绿色发展时，他说道，市场手段的优势就在于其“双向调节”功能，优于行政命令的“运动式减碳”。通过市场力量的引导，可以实现从“要我减碳”的行政命令，到“我要减碳”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和自觉行动，有助于建立长效机制。

气候变化带来挑战，凸显绿色转型必要性

近几年，全球经历了历史罕见的气候变化。武雅斌举例称，去年7月，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爆发了创纪录洪水，一夜之间300平方公里的沙漠变成了湖泊；今年7月，科学家在北极圈记录到了32.5℃的高温。今年以来，极端热浪、干旱和破坏性洪水已经影响了数百万人，并造成数十亿的损失。

“有专家预测，今年虽然已经是很多地区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但也可能是未来10年最凉快的一年，这并非危言耸听。”他说道。

极端天气反映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更凸显了绿色转型的必要性。武雅斌表示，当前，不是绿色能源多了，而是少了；不是绿色转型快了，而是慢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为了保证实现气候升温在1.5℃的限制内，我们需要在这十年内将全球排放量减少45%。世界各国正在开展一场可再生能源革命。

2020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并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武雅斌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风、光、水等新能源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全球50%以上的风电、85%以上光伏设备组件来自中国；中国用于可再生能源的累计投资已达到3800亿美元，总量居全球第一。

国际合作、数字化转型、市场力量引导等为绿色转型关键

武雅斌总结了几个绿色转型的关键词，包括国际合作、数字化转型、全价值链和全生命周期、市场工具及行业领军企业。

一是国际合作对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他表示，绿色发展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足迹网络”2019年报告，目前人类使用自然资源的速度是地球再生速度的1.75倍，也就是说，按现在的消耗速度，需要1.75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实现“碳达峰”和实现“碳中和”需要实施的政策及路径大不相同，发达国家大多已实现碳达峰，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们积累的经验教训及技术成果。

例如德国虽然早在1990年就实现了碳达峰，但长期依赖石化能源的发电模式，导致德国的能源强度居高不下；英国1991年实现碳达峰后，一方面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作为现代工业战略的核心，同时出台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发展低碳技术，培养公民低碳意识；美国2007年实现碳达峰，其减排的两大关键因素是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日本在2013年实现碳达峰后碳排放量连年降低，到2020年减少了18.2%，但代价是同期的产业活动减少了20.8%，一些日本企业在减排压力下面临生存、转型、发展的困境。

武雅斌表示，结合这些国家的路径可以发现：第一，碳达峰是随着产业结构转型而实现的，比如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或提高新能源技术的应用等；第二，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在实现碳达峰后才开始转型发展，在达峰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大减碳的压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在后续减碳过程中面临的压力和投入的成本都很大；第三，在碳中和过程中需要重视解决经济增长和能源减排的关系，要保证减排目标不能压垮企业。

“事实上，碳中和不是在真空环境下实现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人均GDP仅有1万美元，而中国目前的人均碳排放量达7吨以上，为减少未来压力，碳达峰前能够增加的排放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在保持经济相对较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碳中和目标，这条‘既要’‘也要’之路，纵观人类历史，没有先例。”武雅斌说道。

他建议，中国需要平衡经济增长和能源减排的关系，更需鼓励和扶持零碳和减碳技术，要出台相应的支持措施，比如设置过渡期，减少能源转换和减排对产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同时，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减碳的“中国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蹚出一条新路。因此，对中国而言，是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

二是绿色转型离不开数字化转型。当前，绿色转型与数字化转型呈现融合发展趋势。一方面，数字化促进绿色转型。传统的产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可以针对源头控制、过程管理、末端治理，提供颠覆性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有助于解决减排过程中最核心难题，即信息不对称和数据不充分问题，减少经济影响和减排效果不确定性。另外，数字基础设施还可以提升企业、政府和整个社会的管理水平，提高效率，加速绿色转型。另一方面，绿色转型的目标“倒逼”行业数字化。因此，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协同发力。

三是绿色转型是全价值链、全生命周期的转型。要开展全价值链绿色转型，规划产业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路径。碳中和贯穿全产业链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能源消耗、供应链上下游、循环利用等。

以汽车产业为例，道路交通是仅次于工业和建筑的全球第三大碳排放源，传统燃油车的最大碳排放来源是使用阶段，占据其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70%以上。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可以有效改善汽车使用环节的碳排放。2021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达到330万辆，占据全球总销量的50%左右，但是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生产环节的高能耗和高碳排问题值得关注。同时，在汽车材料生产与回收环节也有巨大的脱碳潜力，该环节的碳排放2020年占比为18%，这一数字预计将在2040年达到60%，成为汽车全生命周期中最大的碳排放来源。

四是以市场力量为主导，推动绿色发展。为带动和促进行业减碳、直至零碳制造，应充分发挥碳配额市场、碳信用机制和碳边境调节税等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对于有些现阶段必需而又无法大幅度减碳的行业，必须应用市场机制来抵扣归零，将企业的“负外部性内部化”。而市场手段的优势就在于其“双向调节”功能，优于行政命令的“运动式减碳”。通过市场力量的引导，可以实现从“要我减碳”的行政命令，到“我要减碳”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和自觉行动，有助于建立长效机制。

五是关键行业和领军企业是重中之重。实现绿色转型，产业是核心。碳排放的关键行业包括供给侧的能源电力行业，和需求侧的工业制造、交通运输和建筑行业。在中国，这四大"金刚"合计占碳排放总量的94.2%。能源消耗是全球约四分之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来源。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当前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但只有在未来八年内翻倍供应低排放电力，才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因此，抓住关键行业，充分发挥行业中领军企业带头和示范作用尤为重要。

致力于寻找绿色能源技术解决方案，推广ESG投资

联合国工发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是汇聚科学、技术、投资和创新资源的中心，通过全球论坛、能力建设、投资与技术对接、顾问咨询、伙伴关系等方式，致力于促进国家间投资、技术和人才的双向流动。武雅斌介绍称，未来北京办公室将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寻找并推广氢能等绿色能源的技术解决方案。他表示，任何新技术在其发展初期，都会经历一个风险极大的“死亡谷”阶段。在行业规模没有达到某个数量之前，整个商业链条都会亏损，一般商业投资因风险过大而拒绝进入，企业现金流一直为负。只有跨过“死亡谷”，才能迎来井喷式发展，否则就要面临着失败。因此，我们致力于识别具有前瞻性、成长性、可持续性的好技术，帮助他们利用可持续投资，来缩短、度过“死亡谷”阶段。

二是推广ESG投资，推动绿色发展。本世纪初，联合国明确提出ESG理念，全面关注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三大领域的实践与成绩，强调企业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联合国的大力倡导下，全球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门越来越重视将ESG作为评价企业表外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与长期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准。据统计，2020年，全球总资产管理规模的三分之一是ESG资产，规模逾35万亿美元；今年预计将突破41万亿美元，2025年或将突破50万亿美元。

在中国，随着监管机构和各交易所纷纷出台信息披露新规，中国上市公司中披露相关信息的公司也在短期内有显著增加。中国特色的产业扶贫、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双碳”目标、“绿色发展”等，都为ESG赋予了新的内涵。未来，将与中国的各类伙伴一道，共同发起“ESG 2.0全球倡议”，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双转型。

武雅斌表示，后疫情时代即将到来。当前，世界各国都对深化开展国际合作充满渴望。如何把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与中国强大的生产制造以及整合能力相结合，从而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上进行应用和试错，进而推广到潜力无限的、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是国际组织的职责，也需要各界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