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中国实施“双碳”战略以来已经4年，4年来绿色低碳理念被广泛接受，但当前的观望情绪和产业问题也需要新的坚持和调整。9月30日，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对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进行专访。
邹骥认为，能源转型为增加居民收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需要正确面对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坚定不移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注入活力。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主办方供图
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上，需要发展绿色经济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我们的国情决定了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条路到目前走到哪个阶段，我们面临什么挑战？
邹骥：事实上，中国在1992年就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2010年底通过的《坎昆协议》为分界点，我将中国的气候策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在那之前，中国基本处于国内经济爬坡的阶段，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上升了一个新台阶。中国经济也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大背景。中国的人均GDP从改革开放初的200美元增长到现在的大约不到1.3万美元，正在跨入高收入阶段。现在，中国拥有4亿多庞大人口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的消费结构是什么？这与40年前、20年前完全不同，房子已经满足中等收入人群，车已经拥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已经基本满足。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水平更高。
传统的边际消费倾向开始变化，已经进入消费转型升级阶段，并催生出很多新的需求，例如养老、康养、娱乐等。人们在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包含空气质量和环境的舒适性，这真正获取成本巨大，要求整个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转变。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导致了动能转换问题。
中国实施“双碳”目标，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站在历史新起点上，它包含对全球的责任和承诺，我们需要考虑全人类的气候利益。这个制高点正好对应我刚才提到的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2万美元的现实，这就该转型了。
然而，经济发展的未来是什么？
传统的落后产业已经开始逐渐失速，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停止，从任何意义上讲。我们都需要在10到20年内保持中速或者较高速度增长。我们人均GDP为不到1.3万美元，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通常在5万到6万美元。我们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如何推动收入的增长？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传统需求将继续保持存量，但存量已经见到天花板，甚至有些下降。新需求正在培育，我们应该投资哪些新增长点？投资哪些地方可以盈利，消费什么？这都需要认真对待。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成，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忘记还有四五亿虽然已经脱贫但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口。在未来10年内，他们的生活将面临巨大挑战，必须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0年之后将中等收入人群变成8亿。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最艰巨的任务。
新能源产业没有过剩，需要优化升级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在提高收入上，或者说转换发展动能上，我们能做什么？如何正确面对所谓的产能过剩？
邹骥：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以能源转型为一个突破口。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将带来巨大的重置投资、设备和技术的更新，从而产生新的生产。
从国内来讲，比如中国出口“新三样”的长足发展。其产能、集中度和技术水平都在进步。这是我们在发展道路上取得的创新成果。
从国际讲，他们说中国产能过剩，认为由于政府补贴等不公平竞争，需要向中国在国际市场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否定，而需要分析。在局部时间框架内，例如一年或者两年内，我们确实存在过剩的产能。但是，将时间框架延伸至3年5年，甚至到2030年满足全球气候变化目标需要可再生能源三倍、能效两倍增长要求的维度，全球的新能源产品甚至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发展。短期过剩是市场不均衡发展的表现——市场并未自始至终达到均衡状态，而是在非均衡状态下不断向均衡趋近。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中国的出口“新三样”价格便宜。这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深化改革的内容很多。我更强调，价格低的原因是成本低，这也是竞争力的体现。
为什么中国出口“新三样”风靡全球？
首先，中国拥有可观的规模经济。我们将固定成本折算极低的价格进行摊销，而且中国的产业规模全球最大，具备规模效应。
第二，中国制造业体系和产业链的完备程度高。这在全球范围内无人可以比拟。
第三个原因是成本较低。各种配套条件较好，会降低生产成本。
当然，由于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的不合理，给企业造成了内卷、过度竞争，导致他们压价，对产业造成了伤害。这需要改革创新，降低生产门槛，提高产品门槛，进行技术改造和推动技术研发能力以塑造市场。当然，改革不见得必须经历血雨腥风和自然淘汰，这浪费很大。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带动经济发展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在推动绿色发展上，有很多重要工作需要去做。哪一项工作更加重要？
邹骥：在“双碳”战略的实施中，需要考虑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尺度。这就要求做好10年、15年的远景规划，同时考量第二轮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一句话就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当前，可再生能源的技术问题、成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下一步需要做好储能工作，发展虚拟电厂和新型电力系统，从而提高可再生能源的稳定性。
这就要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研究谁来建设，谁承担成本等问题。当前，虽然可再生能源占比已经较高，但与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激发分布式发电的潜力，推动其成为带动增收的手段。
关于体制机制问题，我们需要精准施策，通过国债、政策、金融等手段精准引导产业发展，推动新能源消费阵地的扩大，推动产业与居民消费、居民收入的有效融合，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研究员 白华兵
编辑 陈莉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