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重压力之下，2024年中国经济走过了“很不平凡”的一年，成绩令人鼓舞。
作为中国经济工作的年度风向标，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备受关注。其中，要求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强调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并确定2025年要抓好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等九大任务。
对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2025年经济工作怎么干？我们推出《向上·看2025》专题报道，邀请监管部门、知名学者和领军企业家共同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的信息和对2025年经济的信心。
“信心很重要，对中国经济必须乐观，更具有充分的理由乐观。信心不足者往往掩盖问题，悲观者往往不敢正视问题，而乐观者才正视直面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谈及中国经济前景时如是说。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时隔14年再次提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首次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等等，他认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键。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里，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松规”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未来经济增长来自何处？宏观经济如何在微观层面发挥实效？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如何应对中美竞争和特朗普的回归？如何对企业和政府“松绑”？如何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近日，新京报贝壳财经专访了郑永年进行详解。
中国经济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和潜力 科技创新是重要增长点
贝壳财经：首先，请郑教授为当前中国经济“把脉”：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经济处于何种位置？
郑永年：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更不乏面临严峻挑战的。中国也如此。实际上，经验地看，较之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局面处于较好的位置。
尽管存在着问题和挑战，但只要我们能够直面，找到问题的根源，就可以克服和超越问题，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
贝壳财经：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如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该如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你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怎么看？
郑永年：当前，人们的“悲观”既来自国际环境的巨变，也来自内部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我们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的现代化和国际层面的全球化两股力量相向而行，互相配合和强化，这促成了中国的经济腾飞，我们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用了1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路。
但现在不同了。在外部，美国等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崛起。在内部，我们自己的经济面临原有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落地难等问题，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过度内卷等挑战。面对复杂的政经形势和众多的风险，对一些人来说，未来似乎非常悲观。
信心很重要，对中国经济必须乐观，更具有充分的理由乐观。信心不足者往往掩盖问题，悲观者往往不敢正视问题，而乐观者才正视直面问题。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和风险，认知到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风险可以防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乐观。
贝壳财经：乐观的理由是什么？
郑永年：就外在的地缘政治来说，我们要相信，美国的复兴既有利于美国本身，也有利于世界稳定。今天，人们感到不确定的是特朗普的“美国复兴”计划对我们所能产生的负面冲击。尽管特朗普的“复兴计划”肯定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可以对冲、抵消和可控的。
而对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更不用像一些人那样如此悲观，相反，完全可以乐观。乐观不是盲目，而是基于客观的要素，一是中国现有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二是我们有巨大的未来发展潜力。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现有的空间还是未来的潜力都是可以通过导入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实现。
贝壳财经：现有经济还有哪些增长空间和潜力？
郑永年：一是陆地经济。中国是一个大陆经济体。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大陆经济体依然具有增长空间。这些年来，我们提出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无疑推进经济要素的内循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技术条件的改进已经让中国大陆经济的活力释放出来了，但迄今并没有见顶。西部和西南部依然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低、土地资源丰富、地上地下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优势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也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包括资本、技术、人才、开放和管理经验等方面。沿海地区传统产业的发展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而这些在中西部还有大量发展空间。
同样，陆地外循环的空间也正在扩大。早些年的中欧班列开通了重庆到欧洲的陆路交通，已经显示出其经济效益。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已经对老挝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泰国计划把自己和中老铁路连接起来，一旦实现，那么中国和东南亚的陆上运输就会大为改善。中国和这些经济体的交通连接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更有利于助力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中国掌握着中端以下技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些技术是欠发达国家尤其是低度发展国家所需要的。所有这些交通设施的改善必然深化我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实现我国和这些国家的共同发展。
二是海洋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发展海洋经济，但是海洋经济的潜力现在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三是空中经济。空中经济也有发展潜力。我们现在可以造大飞机了，大飞机生产在推动一个新的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低空经济更是新增经济空间，今天长三角、珠三角都在努力发展低空经济。
四是围绕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数字经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外延还在不断发生变化，还在被重新定义，但是其基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之上这一共识已经形成。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在国际范围内，中美两国占据着世界新产业舞台。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两国处于发展的主要地位，其他国家很难赶上。
也就是说，就现存的经济来说，无论是中国的大陆经济还是海洋经济，无论是空中经济还是数字经济，中国都有非常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因此，我们有理由乐观。
但促成我们乐观的更大原因在于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点的科技创新。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直面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如何通过放松监管促成科创成果落地而转化成为新的生产力，从而在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基础上成为发达经济体。
通过科技创新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贝壳财经：说到科技创新，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从“互联网 +”到“人工智能+”，您如何看这一表述的变化？
郑永年：过去，我们提倡“互联网+”，今天提倡“人工智能+”，这些都意味着新技术赋能现存的产业。如何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一是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二是科创。这两个是互相关联的问题，对传统产业的升级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因此，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的核心是科创。
贝壳财经：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您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科技竞争格局下，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郑永年：这些年我们在研究“中等技术陷阱”问题。我们发现，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和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亚洲其他经济体包括日本和韩国类似，前面二、三十年主要是对西方技术的应用，之后通过技术积累，从应用转向原创。
今天，我们在很多领域的技术已经转向了原创，但是生产关系和部分属于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导致过度的监管。监管过度自然导致新经济活动落地难，增量经济减少，继而导致发展不足。
有机构统计，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由美国一代或者二代移民创立的，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美国技术并不是美国人创造的，而是全球聪明人在美国制造的。马斯克不是美国人，黄仁勋也是移民。
贝壳财经：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郑永年：我们通过科技创新来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观点和世界银行通过投资科技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过，我们更进一步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现象，或者一个结果，关键在于科技进步。任何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那样的大经济体，如果不能实现可持续的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和新技术的开发，那么很难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
今天，中国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13000美元左右，离高收入群体一步之遥。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年人们不再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了，因为人们相信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中国跨入高收入经济行列。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我们强调科创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要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松规”刻不容缓
贝壳财经：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时隔14年再次提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你认为上述宏观政策如何在微观层面发挥实效？
郑永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希望以此来触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不过，问题在于，为什么宏观层面的这些政策没有在微观层面发挥显著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解决三角债等问题和推动经济发展，中央也采取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宏观政策很快就传递到实体经济中去。这是因为当时传统经济空间巨大，各级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现存技术的转化，加上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这些宏观政策很快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有效触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了。人们所说的传统的“三驾马车”已经拉不动增长了。
怎么办？答案并不复杂。未来经济增长来自何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键。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里，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松规”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在存量经济活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要促成宏观经济政策转化成为微观层面的红利就需要释放更多的新的经济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除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之外，还要加一支箭，即“松规”。对企业来说，“松规”意味着放松监管；对地方政府来说，“松规”意味着松绑。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抓手，如果不能赋权于这两者，就会很难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红利。
贝壳财经：如何对企业和政府“松绑”？
郑永年：首先，对技术应用的监管需要适度放松先来讨论技术面。我们这里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例。无论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清华大学或其他机构的评估，都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从基础研究和论文来看已经赶上美国甚至在有些领域超过了美国，然而中国的实际应用仍然很少。尽管很多人都在讨论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但实际上有意义的竞争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并不在中美公司之间。
其次：对地方政府要“松绑”。要取得科创的进步，不仅要对企业“松规”，更需要对地方政府“松绑”。今天，对地方政府来说，主要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从“捆绑”式发展转向“松绑”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与企业构成两个经济主体。在宏观层面，所有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都要通过企业和地方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的作为基本上决定了地方经济局面。
贝壳财经：除了“松绑”之外，还需哪些改革以应对特朗普的回归？
郑永年：无论是对企业的“松规”还是对地方政府的“松绑”，体制机制改革破不容缓。实际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个领域300多项改革举措，都是围绕着体制机制的改革。因此，体制机制的改革具有了两方面的动力。一方面，我们有内部增长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也有来自外部的压力。
随着特朗普的回归，美国在计划同时进行两场改革：一是特朗普在进行的一场针对他所谓的“深层国家”的大规模的改革，目标就是要消除既得利益对实现其“让美国再伟大”目标的阻碍；二是企业家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提出的改革，即去监管和减少政府干预。马斯克的改革意在大规模精简机构和减少政府规模，一旦成功，哪怕是一半的成功，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外部压力。
因此，虽然面临很多风险，甚至不小的风险，但是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我们必须乐观，也有充分的理由乐观。在乐观的心态下，我们正视直面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从而追求不断的进步。悲观和躺平只会让明天更坏，乐观和行动才会塑造更好的明天。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子姣 编辑 陈莉 校对 卢茜
